李翘楚:被连坐煽颠、指定监视居住的120天(未完)

李翘楚 2020-11-08

2月15日晚十一点左右,昌平区许志永家中,我正忙于武汉疫情的志愿者工作,朋友发来信息询问志永的情况,称“听说他被抓了”,当时我也有大概8、9个小时没有联系上他,内心很是焦虑担忧。2月16日凌晨00:26,我准备上床睡觉,忽然听到门外有粗重的敲门声,同时有男性的声音大喊道:“开门!安全检查!”深夜独自在家的我听到这样的响动很是害怕,急忙拿起手机,手颤抖着给朋友发了条信息“门外有人敲门”,慌张的在门口走来走去,最终还是迟疑着去开了门。

两个穿白色防护服的男性以“疫情期间安全检查”的名义先冲进门,把我推到椅子上要求我坐好,并给我戴上一次性口罩。我正要询问他们的身份,随后进来的一位未穿制服且没有出示身份证件的男性突然从背后给我戴上手铐,说了句:“我们是公安局的”。只见两个先闯进来的脱去身上的防护服,嘟囔了一句“热死我了”。虽然已经连续被国保的车辆跟踪了一个半月的时间,我仍然对于这一次上门始料未及,等我缓过神来的时候,房间内已经站了大概10位未穿制服也没有身份证明的男性,我才发现自己还穿着居家的睡衣,急忙表示需要更换衣服,其中一人跟我说:“稍等一会儿,有位女民警马上就到。”我坐在椅子上又等了5、6分钟,一位拿着执法记录仪的穿着制服的女民警进入屋内,带我进入卧室更换衣服。

换好衣服重新回到客厅的椅子上,进来一位在2019年12月31日被传唤时见过面的海淀国保,向我出示了传唤通知书,同时面无表情地宣读:“李翘楚,现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你进行传唤。”听到这个罪名,我懵了,努力地回想着自己到底哪个行为构成了这个罪行,接下来会面对什么,那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不断涌上心头。接下来,该位国保带着两位人员在许志永家的两间卧室进行搜查,而我继续被要求戴着手铐背靠着坐在椅子上。看着他们从客厅拿出手机、U盘、笔记本电脑、书籍等物品装进密封袋中,之后让我在搜查物品清单上签字确认,同时在场的还有奥北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搜查的空挡,刚才宣读传唤通知的国保问道:“还记得我吗?”我说:“记得”,他说:“看来我之前告诫你的话全白说了是吧。”许志永家搜查完毕后,他们说接下来要去位于海淀区天作国际小区的我自己家进行搜查,临走时我问能不能带着养在鱼缸中的小乌龟和小金鱼(那是志永的女儿最钟爱的宠物),那位宣读过传唤通知的国保无奈的笑了一下说:“我们没办法让你带着鱼缸呀。”

大概三十分钟后,车停在我家楼下,我全程一直戴着手铐,路上不敢吭声,心里一直在嘀咕自己到底犯了什么“滔天大罪”要这么大的阵仗。大概有4、5位民警在我家进行了搜查,我家里空间不大,他们在书架、柜子、床底下、衣柜里翻找东西,翻出了未使用过的一部手机、扫描仪、录音笔、以及我之前给良心犯寄送明信片用过的公民印章,并让我签了搜查物品清单,其间有天作国际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在场。我提出能不能吃一粒止疼药,我有偏头痛的毛病,负责搜查的国保给我倒了杯水。临走时我指了指柜子,问能不能把我抗抑郁症的药物装进随身的包里,还是那位负责搜查的国保,迟疑了一下,之后把柜子里的药物全部装进我随身的包里,对我说:“你放心,如果时间比较长,我们也会负责给你开药。”听到“时间比较长”几个字,我心里咯噔一下,想着这可能不是类似上一次的传唤了,我会经历什么,我会失联多长时间,这些都是未知数。

半小时后,我背拷着坐在一辆蓝色的商务车上,全程手铐勒得我手腕很疼,我尝试调整姿势却越勒越紧。随后,车到了海淀区办案中心。我第一次被传唤时也是关押在这里,24小时释放了,所以,心里不由得闪过一个念头:会不会24小时之后我就被放了啊!

之后,经过验血验尿的体检程序后,我被要求戴着手铐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两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便衣人员坐在我对面,年轻那个又高又壮,很凶地瞪着我;年长的那个低着头不看我。

这时,年轻的那个凶巴巴的质问我:“知道为什么传唤你吗?”

我回答:“不知道”。

他用提高嗓音表示更加生气的样子:“你是不是在网上乱发东西了?!还接受了外媒的采访?”

我真的被他的语气吓到了,心跳急剧加速。可是我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什么错啊,于是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一点点,尽量不让声音颤抖,我回答:“我只是如实的把自己的传唤经历发布出来,有媒体关注我,给我打了电话,我也只是回答了自己被传唤的经历,这些也有错吗?”

他不理睬我的反问,继续大声说:“你这段时间都做了什么?见了什么人?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听得一头雾水,从戴手铐跨新年回家后,即使是春节期间,都有国保的专门车辆跟踪,他们对我的所有的行踪都一清二楚,为什么还要问我见了什么人、做了什么事呢?我所有的行为都等于是在他们眼皮底下进行的呀。

见我不说话,另外一位年长一些的语气和蔼地说:“你做的事情肯定会留下痕迹,没有事情我们也不会找你,你也不用着急回答,之后我们有很多时间慢慢聊。”

听到这里,我的心咯噔一下,我可能会被“消失”吧!想起在网上看到的709律师的遭遇,我不禁哆嗦了。审讯好像快结束了,我鼓起勇气问了一句:“许志永现在怎么样?他还好吗?”

和蔼一点的那个人走到我身边拍了下我的肩膀,回答:“我能跟你保证他现在起码是健康的。”

审讯结束后,我被要求在讯问笔录上签字,年轻一点的那个显然很不满意我的回答,他在签字时嘟囔着:“我都不想签这个字”。之后,我被送回办案中心临时关押的房间,房间内只有我一个人,我坐在冰冷的石板上,一直戴着手铐,恐惧、焦虑、担忧不断袭来,加上房间内实在太冷,实在困极了,就在冰凉的石板凳上躺一下,可是立刻就感到冰凉刺骨。一夜未眠。2月16日一早,给了我一个菜包子,我申请吃抗抑郁的药,看守人员说:“我们也做不了主,你要不是发烧感冒之类的问题,再等等吧。”

在办案中心的时间过得很煎熬,我一方面不断回想着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被安上了“煽动颠覆”的罪名,同时担心着已经跟我失去联系十几个小时的志永:听审讯的意思,他应该是被抓了吧?有没有受到暴力对待呢?疫情期间的防护有没有得到保障呢?另一方面,心里也没有完全放下还在进行中的武汉志愿者工作,方舱的防性别暴力建议写的怎么样了?几个小时前还在沟通的病患家属是不是已经等到了医院的床位……时间就这样在复杂的思绪中度过。

大概16日下午,我被带到办案中心的大厅,门外的车上下来5、6个未穿制服未出示过身份证件的人,拿出一个黑头套罩在我头上,我瞬间什么也看不见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吓得我腿都软了、脑中一片空白,被两个人架着胳膊推进了车里。

我全程戴着手铐和黑头套坐在车里,已经没有了时间概念,不知道车行驶了多久,也不知道车被开到哪里。

当黑头套被取下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处于一间四周都是软墙的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的周围站着4、5位年轻的穿着制服的女性看守,还有一位较为年长的正对着我,声音严厉的要求我将身上的衣服全部脱下来进行检查,并换上她们事先为我准备好的衣服和拖鞋。之后,我被要求以双手放腿上的固定姿势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三位看守围站在我身边,戴着对讲机,她们称呼我为“目标”。她们说:“你在这里不许说话、不许乱动。”

我的眼镜被没收了,被规定不许东张西望。不敢转动头、眯缝着眼睛用余光打量着房间,居然看见房间里有一扇巴掌大小的窗户,给了我一点点惊喜,因为我可以知道是白天或是黑夜了。

我不由自主的把头向窗户那边偏了一下,突然传来:“目标!坐好看前方!谁允许你动了?!”吓了我一跳!站在我对面的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面无表情,眼睛紧紧的盯着我。我第一次看到真人也可以像机器人一样!只是当她们把我的细微的动作、表情的变化等等用她们对讲机汇报时,我才感觉她们也是活人。

晚饭后,我还是被要求呆坐着。突然门外有动静,两个人影进来了。我的心不由自主的加速跳动。兩個穿著便裝的男性進入房間,手裡拿著工作證件,我看不清證件上的名字,也沒敢去問。

个子高的说,他们是负责我案件的预审,让我称他“李警官”,还说他是2013年”新公民案”丁家喜的主审。李警官拿出一张纸念着,原来是我“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通知。我正在想着“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几个字,他看着我,声音低沉的说:“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最高会被判死刑,我们对你将实行死刑犯的管理制度!你想想那些看守都用什么眼光看你?!”

“死刑犯”这个词,吓坏我了。我感觉呼吸困难,脑子一片空白。刚才还在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现在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不知道他们又说了什么,后来听见问我有什么需求。

我深深的吸了一口气,刻意让自己平静一些,掩饰住在这个四周密闭的小屋子坐着的无助焦虑,我说:“我有比较严重的抑郁症,一直服药,我要求尽快恢复吃药。还要求通知我父母。”

在笔录上签字时,我看到笔录上的羁押场所叫做“北京市通达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待所”。唉,这个四周密闭管理森严的小屋子竟然叫“招待所”。

2月17日晚上,第二次审讯,李警官说:已经书面通知了我的父亲,但对于吃药的事情,由于我之前就诊的协和医院属于发热门诊没办法取得我的病历信息,暂时无法给我吃药。

但我6月19日回到家时才知道,2月16日我失联后,我父亲先后联系了许志永家所在的东小口派出所和我家所在的北下关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都未告知具体情况,我父亲又给市公安局打电话,市公安局接了两次电话后就不再接电话了。大概过了一天,我父亲被毫无法律手续的叫去通州区玉桥派出所,见到了北京市局和通州区的国保,他们起先什么话都没说,直接拿了篇许志永的文章让我父亲阅读,问他有何感想。我父亲很疑惑:你们抓的是我女儿,为什么给我看许志永的文章?难道不是因为女儿写了什么文章被抓的吗?

国保又拿出一张通知书让我父亲签字,签字后就把文书收走了。我父亲在情急之下根本没看清楚自己签的是什么通知书。

后来,我父母被北京市局的孙国保约谈时,才知道我涉嫌的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我母亲问孙国保:“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而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孙国保以“国家机密”为由拒绝回答。我母亲追问:“是不是像我们老师平时批改试卷上的主观题一样,觉得是就是,觉得不是就不是?”孙国保说:“你也可以这么理解,我们是依法办案。”这种“依法失踪”真的是人生至大的诡异。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这间小屋子里,我头顶上的白色刺眼的灯,24小时亮着。前一个半月,我上午下午都必须连续4小时的固定姿势坐着,吃饭上厕所时可以趁机动一动,我有时会多次要求喝水以换来变换姿势的机会。一天8小时一动不动的坐着,全身都僵硬了,好像血液都凝固了。

站在我身边的3个女机器人看守,她们看守“死刑犯”的经历,会对她们的人生有巨大益处吗?她们贴身看着我睡觉、洗澡、上厕所的时候,她们的内心是怎么想的?

后面的两个半月,机器人看守少了一个,我被允许每坐2个小时站起来走动20分钟(在9月9日的国保约谈中,李警官还特意强调:“你站起来活动的机会都是我给你争取来的,你怎么就只说你在里面怎么受苦,我们对你好的部分呢?做人是不是得讲良心?”)。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景示意图 画于2020年9月

由于长时间以同一姿势久坐,我的小腿肌肉开始萎缩,出来后走路都不利索。每天晚上的入睡,正对着头顶明亮的灯光,本来就容易失眠和神经衰弱的我起初根本无法睡觉。我刚用手遮住眼睛,看守就厉声呵斥,有时还会粗暴的把我的胳膊扳下来。我才知道,睡觉也需要固定的姿势,必须仰卧,双手、肩膀、脖子、脸必须露在被子外面,不能有任何遮挡。睡着后的姿势变化,也会被机器人捅醒。

我渐渐知道了在“被监管场所”需要遵守的“规则”:必须服从看守人员的管理;有任何问题,必须举手报告,看守人员通过对讲机向上汇报,得到允许后才可以进行;禁止与看守人员交谈;当有人员进入时,不得随意张望;在室内移动时,必须缓步进行,并与窗户和墙壁保持一定距离;内务设施摆放整齐、上厕所洗澡时也必须由看守人员在旁监管。如果没有按照规定进行,就会被看守人员和管教厉声训斥,被威胁剥夺每日本来就少的活动时间。

我被完全剥夺,出现在我面前的任何人,都可以训斥、威胁、教育我,这个管教系统以“国家安全”之名自赋无限权力,最大限度地行驶绝对权力,这是一个剥夺生命力的管教系统,妄图把被监管的人变成“听话的机器”,活着就是为了不断接受审讯。

【呼吁|多走一公里,让常玮平重获自由!】

10月22日,人权与公益律师常玮平被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分局带走,这是常玮平第二次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此前指监期间,他曾遭遇长达10天24小时坐老虎凳的酷刑,以至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至今仍失去部分知觉。

常律师曾表示,被取保候审10个多月内,因为没有办法离开宝鸡市,他没有办法与远在广州的家人团聚。这破坏了他与家人的关系,也在精神上深深折磨着他。

如果常律师此刻能如鸟一样飞翔,飞离禁锢他的牢笼,或许他的第一个目的地将会是家人的身边。从宝鸡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到广州市的距离大约是2000公里,让我们为常律师走完回到家人身边的距离,共同呼吁,让他重获自由。

【我们邀请你】

  1. 以步行、跑步、徒步、爬山等方式,为2000公里的路程贡献1公里
  2. 将任何能够显示你的步数或运动轨迹的截图,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并加上 #让常玮平重获自由#、#行走一公里自由常玮平#、#FreeChangWeiping#
  3. 将步数、运动轨迹截图发到邮箱freeweiping@protonmail.com,或私信Facebook@Free Chang Weiping-常玮平,我们会将大家的截图分享到Facebook,并持续更新大家共同为常律师走过的路程。

【为什么要集步数?】

首先,我们可以通过持续关注、行动声援等方式增加舆论压力,呼吁当局早日释放常玮平律师。

另外,我们所对抗的对象,是希望我们丧失行动力和活力。因此,某种程度上说,运动将会成为一种抵抗形式。同时,对于常玮平来说,运动也是实践自己的理念的方式。

在文章《律师之路,从公益出发》中,他曾分享,代理反就业歧视案件的期间,他开始接触性少数群体,以及多元性别理论,得以以多元的目光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并决定坚持锻炼,因为“健康和美,也可以是男人的追求。”

【谁是常玮平?】

常玮平,原陕西立刚律师事务所律师,曾代理或作为原告提出多项公益诉讼,也曾担任多位公民、访民、人权捍卫者的辩护律师。同时,他也是“就业歧视律师团”、“彩虹律师团”、“问题疫苗志愿团”的成员,曾发起“艾滋就业歧视法律谘询月”活动,常年为遭受就业歧视的求职女性、同性恋群体、爱滋病感染者、疫苗受害者等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法律谘询服务。

【常玮平律师现状?】

10月22日,从年初开始取保候审的常玮平在宝鸡市凤翔县老家被公安带走。国保致电其妻表示,因常玮平违反法律规定,目前被指定居住地点监视,外界无法取得当事人包括地址在内的任何信息,也无法了解常律师是否遭遇可能存在的酷刑。据了解,常玮平被捕可能是由于他在YouTube上发布了自己先前被拘捕并受到非法刑罚导致部分手指失去知觉的事情。

【为什么要声援本案件?】

作为公民,我们有责任监督政府任何滥权、侵害公民权益的行为。另外,“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推动社会改变,不能缺少愿意为之努力的人。守护与我们拥有共同理念,愿意与我们共同披荆斩棘的同行者,也是守护我们希望实现的社会图景。

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

罗胜春,2020年8月31日

阿尔弗雷德人录制“一人一视频”:我们是美国纽约州阿尔弗雷德居民,胜春的朋友,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尊重丁家喜的权利,尊重律师的会见权,无罪释放丁家喜。

I

听到家喜被抓的消息时,我和女儿正在夏威夷度圣诞节假期。我在临海的山道上爬山, 两个女儿在山下的海滩戏水。天湛蓝,海湛蓝,白色沙滩在下午的阳光里一望无际。留宿家喜的北京朋友来电说,家喜26号晚上被一群山东口音的警察连人带物一起带走了,他们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密码锁被破坏,但警察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

夏威夷之行本是我们一家四口许多年前的一个旅游计划。我和孩子等家喜等了多年,等不到他,决定这个圣诞节我们自己去玩。两个女儿不停地问我,“妈妈你没事吧?”我心里沉重而迟钝,像跌入了一个梦境,但又知道这是真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从夏威夷飞到了波士顿。在波士顿我把消息告诉了我最要好的、像我的妈妈一样一直关心我的朋友Carla。Carla说,他们一直都在盯着他是吗?他们早就想找理由抓他是吗?这次他们终于找到理由了?但找的是什么理由呢?

按照中国法律,人被拘留24小时之内,家属应该收到通知书,告知家属羁押的原因、地址和法律依据,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收到。两周后律师收到的一份不予会见通知书是家属和律师直到6月23日前收到的唯一一份正式通知书。6月23日我们收到了家喜被正式逮捕的通知。 从家喜被抓到现在八个月过去了,我除了知道他被抓是因为去年12初与一些朋友在厦门的一次聚会有关外,仍然不知道“理由”。 这八个月里,他经历了将近六个月的单独秘密羁押,即臭名昭著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八个月里,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而被拒绝。这八个月里,我不能和家喜通信。6月19日,和他一起被抓的三个人被取保候审,他和许志永则被正式逮捕,并转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管辖的临沭县看守所。他的真实名字被隐藏,律师的会见请求仍然遭到拒绝。外界一直没有办法得知他的现状。

2017年全家照

II

我们一家上次团圆是2017年秋天。家喜2016年10月出狱后马上去申请签证来看我们,但是遭到拒签。直到2017年9月,他才终于获得签证。他让我给他买的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九月、十月正好是阿尔弗雷德的生活最丰富的时候,他陪着我一一去体验。

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律师,但是因为在中国参与倡导人权被强加罪名蹲过三年多的监狱,也知道他从监狱出来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我们讨论他留下来还是回去,基本上每天都在讨论。但是我知道这种讨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是要回去的,我不过就是想留他多呆一阵子。我对他这么快回去一直不满。他完全可以待到圣诞节等孩子们都从学校回来。他只要多待两个月,感恩节、圣诞节、新年我们就都可以在一块过了。

我们的小女儿沙沙那时还在上中学。他陪沙沙打网球,到学校去看沙沙打球。但是大女儿豆豆在大学里,没有时间和爸爸相处,他们父女只是一起吃了两三顿饭。

2013年我们刚回到阿尔弗雷德时, 豆豆经历了一段难以自拔的痛苦。她对于爸爸的选择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忽略了家庭责任,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二女儿升大学的时候写入学声明, 也不愿意提爸爸,因为她也很痛苦,不能理解爸爸为什么说爱我们,但又要离开我们回中国。

我经常跟家喜争辩:你为什么要回中国?你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只有神的力量才可以改变中国。你完全可以在美国看着中国发生变化,在这里做你力所能及的事。他则反复跟我讲他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国这片土壤。

住了一个多月后,他开始心不在焉了。他有一种焦躁,急着回中国。他觉得好像再待长一点,就会回不去似的。我当时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中国。我在阿尔斯通公司的同事甚至说,你把他的护照烧了、扔了不行吗?你让他回去干什么?

但是我相信上帝,我觉得他着了魔的要回去,是上帝在选择他,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我在选择他。我记得我喜欢的一个电影《梅兰芳》。如同梅兰芳这个艺术家不属于一个小家庭,而属于社会一样,我也一直有一种感觉,丁家喜不属于我们这个家庭,他属于这个社会,他属于中国这个大家庭,他不是我能把他关得住的。

家喜在阿尔弗雷德的两个月,我们和Joe, Nancy, Vicky, Emrys, Bonnie, Bob, Laurel, John, Genie等老朋友在一起聚了几次。走之前,我们请朋友们到家里晚餐,给家喜饯行。家喜谈了他在监狱里的生活,他出狱后的打算,他的理念,中国为什么要倡导公民社会等。大家也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家喜便把他跟我说的又跟大家说了一遍,基本上就是说那是他的土壤,他需要在那里和人接触。

他走的那天,我一个人把他送到水牛城机场搭飞机。我非常痛苦,心里跟刀割一样。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2018年5月,家喜准备前来美国参加大女儿的毕业典礼,但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海关拦下,被告知他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我一个星期睡不着觉,肝肠寸断。我甚至觉得我们这辈子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在教会唱《伦敦德里祈祷》

III

我第一次来到阿尔弗雷德是2000年8月。订机票时,我把地图放大了好几倍,才在纽约上州罗彻斯特附近找到了这个只有五千人口的大学城。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跟随Dr. Linda Jones读材料科学研究生。毕业后在阿尔斯通公司工作了一年后,2004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中国。2013年在家喜被捕后不久,我带着两个女儿再次回到阿尔弗雷德,在这里安家、工作、生活到现在。阿尔弗雷德是我在美国唯一住过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家。

教会的朋友们、邻居、阿尔佛雷德大学学生、麦戈文众议员、科恩教授都表达了对家喜的支持

元旦过后,教会的许多朋友们开始录制视频,对家喜再次被捕表达震惊、愤怒、担忧。

教会牧师Laurie说:“教会所有人都很担心Sophie 的先生的现状,担心他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担心他的基本人权不能得以保障,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Sophie寻找她先生的下落。” Jami SnyderSarah CotyLarry and Jan CaseyRobert ReginioJanis PorterJen 和Tom Smith 一家, Debbie 和 Rick StevenAmie ActonCathy Rees和教会许多朋友录制了一人一视频 (大多数视频有中文字幕)。Peter O’Connor说的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在美国听到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感到非常愤怒。每个国家都要支持人权,我们将持续关注丁家喜先生直到他被无罪释放为止!” Cathy Rees说:“不允许律师会见,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被酷刑和虐待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被羁押,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和平而且完全合法的争取人权的活动。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罗胜春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停止任意羁押!”

教会成员,还有教会主日学校的孩子们, 和我举着自由丁家喜的标语合影。我把这些照片一一放到了推特和脸书上。

一月我和关心厦门案的朋友们在华盛顿见到美国白宫官员、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官员、美国国务院人权官员。我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在纽约,我见到了民主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共同主席吉姆·麦戈文 (Jim McGovern) 先生和纽约大学中国法律专家科恩教授。

二月份,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参加的人有各系的教授,学生,教会的朋友,我的邻居。校长Mark Zupan,一位经济学家,也来了。我十多年前在阿尔弗雷德大学读书时的东道主家庭Joe专门从俄亥俄州开车六个多小时赶过来。和我一起跳舞,一起练瑜伽的朋友也来了。

我讲了我们一家和阿尔弗雷德的联系; 2013-2014年间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中国公民运动;我讲了家喜如何因为和朋友在厦门的一次会面而遭到秘密羁押。

那时,武汉李文亮医生刚刚死于新冠肺炎。他2019年12月底因为警告武汉出现一种类似萨斯的冠状病毒而被医院行政部门以及警察训诫。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医生,但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一句话是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不止有一种声音。” 的确,一个压制言论、压制异见、拒绝透明的国家,它的危害,绝不停止于其国界内。

家喜和李文亮医生没有任何交集,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四月份,《阿尔弗雷德太阳报》转载了改变中国编辑曹雅学2017年和家喜的访谈。那是迄今家喜亲述的最完整的故事了。更多阿尔弗雷德人由此了解了家喜和我的处境。

我的税表差不多拖到了最后一天。我给税务师打电话告诉她我今年家里碰到了难事,拖延到现在。她说:我很理解,因为我知道你先生的事,我看了你的视频,也看到了报纸对家喜的报导,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忙,你真不容易!我希望我可以帮你减轻负担。

我去交水费的时候,工作人员也说她读了家喜的消息。“如果我能做什么,请告诉我,”她说。

在阿尔弗雷德的日用品小店,店员说她知道我先生的事,问我有没有消息。“我能帮上什么,请别犹豫告诉我。”

阿尔弗雷德没什么中国人,只有主街的街角有一家经营平淡的中餐馆。另外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政府的派员,对我为家喜发声敬而远之。他们中有一两个人对家喜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向我表示要帮我联系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打听到家喜的消息。但是后来她告诉我中领馆的答复是:驻纽约领馆的人只帮助在美国这边遇到困难的中国人。我问她:“我生活在美国,我还是持中国护照,我丈夫失踪了,我不算是在美国遇到困难的中国人吗?”她哑口无言。

我们教会每周为家喜和他的朋友们集体祈祷。礼拜后,我们到教堂对面的教会活动中心写信。在纽约州发布新冠病毒居家隔离令之前,我们给烟台市公安局寄出了近60封信。我的两个女儿在学校分别收到了近30封鼓励、安慰、支持的信和卡片。三月底,我把要求无罪释放家喜和他的朋友的请愿信和代表来自美国6个州(NY, CA, MA, MN, OH, PA) 第一批共329个签名的32张签名页寄给了中国公安部赵克志部长、烟台市公安局赵峰局长和中国驻美领馆崔天凯大使。

朋友们在教会中心给烟台市公安局写信

四月中,和家喜一同被捕的人的家属给家人写来了信。我心里燃起了希望。也许我也会收到家喜的信了。但是没有。我决定开始给家喜写信。我把写好的信用短信发给烟台公安局指定和被捕家属联系的刘警官转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只好把这些信公布在推特和脸书上。我告诉家喜疫情如何从中国开始肆虐全球;告诉家喜他的妈妈知道他的儿子没犯罪,也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告诉家喜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告诉家喜疫情期间我和孩子们怎么享受工作和生活;告诉家喜我们后院的勿忘我、荷包牡丹、兰花和细葱花如何一一绽放,我希望和家喜分享我们生活里的各种美丽和希望。

IV

家喜第一次来美国是2001年1月份,他带着我们五岁的大女儿豆豆来探亲,住了一个月。我那时学业很紧张,但闲暇或周末时,我就会带着家喜和豆豆去朋友家参加聚会。聚会是阿尔弗雷德的特色之一。阿尔弗雷德的冬天非常冷,雪总是很厚,Joe和 Nancy带我们去滑雪,家喜和豆豆一下就学会了,而且都非常喜欢。我上课的时候,他们父女俩常去滑雪,玩得很开心。

此外,家喜大部分的时间是带着豆豆去听附近村镇各个法院旁听庭审。他很想了解美国的法律体系,了解陪审员制度。他从外面旁听开庭回来,就滔滔不绝跟我讲他的感受。

后来我们有了小女儿沙沙。沙沙出生的时候,家喜带着豆豆过来,在阿尔弗雷德尽心当了100天全职爸爸。

2004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家喜刚刚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不久。那时候他的目标是证明自己可以赚钱,可以成功。这个律师事务所他经营了正好10年,从第一年的200万年收入发展到第十年的2500万年收入,有执业律师20个,合伙人9个,在北京属于中上规模。

家喜是学航空发动机的,也许这里面有一定的联系,他一直对改良治理的细节十分用心。有一些年,他很热衷通过诸如写提案向政府提出各种建议,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他在2008年发生毒奶粉事件前写提案)、简化二手车过户手续、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等。这些提议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在他提议后很多年里才部分成为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家喜在那些年里并不是一个过分关心政治的人。他虽然是八九一代(我也是),大学三年级那年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但他对那些年的人权大事基本上没有了解。

这种情况在2011年发生了变化。那一年,他到位于纽约的福德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法学院做了一学年访问学者。那时他才开始接触大量自由信息,开始了解中国那些年发生的抗争。用我女儿的话描述,爸爸那时候天天在房间里踱步。前不久,我把他那时写的文章、以及罗列的一些议题从电脑里找出来,我看到,他在思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尝试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清理”,探讨言论自由、社会保障、土地私有等这样的内容。

从美国回去后,家喜开始参加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博士和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律师们的定期聚会。家喜有时和我谈他的想法,他为什么做这个做那个,我都很赞同、理解他。对于他的改变,我一开始没太在意。但是当国保(也就是政治安全警察)开始跟踪他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不舒服了。警察经常找他“约谈”,家里的日常生活,比如接送孩子,受到影响。到了2012-13年,新公民运动开始到街头倡导官员公示财产的时候,国保甚至驻扎到了我们家门外。 2013年春天,家喜辞去了律所主任职务。之后不久,4月13日晚,一群国保突然闯到我们北航的家里进行搜查,然后又去他事务所搜查,之后把家喜带走了。

丁家喜2013年在北京第三看守所。照片由隋牧青律师拍摄

VI

根据中国法律,公民有通信自由,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其通信受到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检查,但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权扣留信件,阻挠通信。我迄今给家喜写了14封信,他们全都没有交给家喜。

根据中国法律,律师有权利会见犯罪嫌疑人,有权利和犯罪嫌疑人通信,但家喜的律师先后三次要求会见,均被拒绝,律师写给家喜的信也被扣留,没有转交。

根据中国法律,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律师基本案情和犯罪事实,但至今8个多月过去了,家喜的律师对案情和犯罪事实一无所知。

根据中国法律,公安机关应当向家属公开他们申请的犯罪嫌疑人健康状况、看守监管状况等信息,但是我向临沂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却被告知我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国法律,八月十九日侦查期满,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律师是延长侦查还是移送审查起诉,但是家喜的律师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通知。 为了把一个无辜公民送进监狱,当局把所有的法律程序变成秘密:秘密羁押,秘密审讯,从近年的案例看,下一步他们通常做法会是秘密解除家属聘请的律师,秘密开庭,秘密宣判。如不是亲身经历,我不能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以无耻操控法律到这种地步。

我寄给中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投诉信,石沉大海

VI

六月到七月,我从非正式途径听到了一些关于家喜的消息。它证实了我最大的担忧:家喜遭到酷刑了。 丁家喜在烟台遭受了长时间剥夺睡眠,噪音整日骚扰,日光灯24小时照射,固定睡姿,长时间固定坐姿,坐在一个安装了铁笼子的铁椅子上接收审讯,不给餐食或者只给极少量餐食等酷刑。专案组不仅从各地抽调了一百多名警察负责看管丁家喜等被监视居住的人,而且不断捕风捉影,试图将案件性质升级。一开始他们试图把案件办成涉枪涉恐,后来又把参会人员参加过的非暴力抗争课程描绘成培训颠覆政权。他们试图把这次厦门聚会确定为非法组织的成立大会。

家喜的律师赵永林律师(中)和许志永的律师梁小军(左)和张磊(右)八月前往临沂,仍然不允许会见

我通过国内好友向临沂市检察院、山东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最高检、公安部等各级权力机关负责人和部门邮寄了十封投诉。我的小女儿为爸爸发起了一次联署请愿,要求中国司法部门公开、公正、透明审理丁家喜案。已经有来自17个国家的635人签了名。读者,我希望你读到这里,也去签名支持丁家喜,网址是:

https://www.freedingjiaxi.com/sign-the-petition-free-ding-jiaxi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大学哲学系教授Emrys Westacott 春天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名为《释放丁家喜》的文章。他写道:“Kwame Anthony Appiah 在其2011年著作《荣誉准则》中写到,以恐怖的妇女缠足传统为例,统治者意识到其他文明世界对此做法嗤之以鼻之后所萌发的耻辱感,对终结此陋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策略,对丁家喜这样的良心犯加以最大程度的公开呼吁,亦是籍羞耻感作为杠杆去撬动改变。犬儒主义者也许会说中国的统治者不知羞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感到需要粉饰自己的鬼魅行径,他们很在意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凡此种种,显示出其某种程度的道德焦虑。此外,对在监牢里饱受煎熬的如丁家喜这样的英雄个体,公开就是阳光,它温暖人心,揭露丑恶,灭杀病毒。”

这一次,我一天也不会停止说话,直到家喜重获自由。 在阿尔弗雷德, 我不是孤身一人。

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

罗胜春,2020年8月31日

阿尔弗雷德人录制“一人一视频”:我们是美国纽约州阿尔弗雷德居民,胜春的朋友,我们要求中国政府遵守法律,尊重丁家喜的权利,尊重律师的会见权,无罪释放丁家喜。

I

听到家喜被抓的消息时,我和女儿正在夏威夷度圣诞节假期。我在临海的山道上爬山, 两个女儿在山下的海滩戏水。天湛蓝,海湛蓝,白色沙滩在下午的阳光里一望无际。留宿家喜的北京朋友来电说,家喜26号晚上被一群山东口音的警察连人带物一起带走了,他们家里被翻得一塌糊涂,密码锁被破坏,但警察没有留下任何法律文书。

夏威夷之行本是我们一家四口许多年前的一个旅游计划。我和孩子等家喜等了多年,等不到他,决定这个圣诞节我们自己去玩。两个女儿不停地问我,“妈妈你没事吧?”我心里沉重而迟钝,像跌入了一个梦境,但又知道这是真的。

第二天晚上我们从夏威夷飞到了波士顿。在波士顿我把消息告诉了我最要好的、像我的妈妈一样一直关心我的朋友Carla。Carla说,他们一直都在盯着他是吗?他们早就想找理由抓他是吗?这次他们终于找到理由了?但找的是什么理由呢?

按照中国法律,人被拘留24小时之内,家属应该收到通知书,告知家属羁押的原因、地址和法律依据,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收到。两周后律师收到的一份不予会见通知书是家属和律师直到6月23日前收到的唯一一份正式通知书。6月23日我们收到了家喜被正式逮捕的通知。 从家喜被抓到现在八个月过去了,我除了知道他被抓是因为去年12初与一些朋友在厦门的一次聚会有关外,仍然不知道“理由”。 这八个月里,他经历了将近六个月的单独秘密羁押,即臭名昭著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八个月里,律师多次要求会见而被拒绝。这八个月里,我不能和家喜通信。6月19日,和他一起被抓的三个人被取保候审,他和许志永则被正式逮捕,并转入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管辖的临沭县看守所。他的真实名字被隐藏,律师的会见请求仍然遭到拒绝。外界一直没有办法得知他的现状。

2017年全家照

II

我们一家上次团圆是2017年秋天。家喜2016年10月出狱后马上去申请签证来看我们,但是遭到拒签。直到2017年9月,他才终于获得签证。他让我给他买的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九月、十月正好是阿尔弗雷德的生活最丰富的时候,他陪着我一一去体验。

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曾经是一位律师,但是因为在中国参与倡导人权被强加罪名蹲过三年多的监狱,也知道他从监狱出来后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我们讨论他留下来还是回去,基本上每天都在讨论。但是我知道这种讨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我知道他一定是要回去的,我不过就是想留他多呆一阵子。我对他这么快回去一直不满。他完全可以待到圣诞节等孩子们都从学校回来。他只要多待两个月,感恩节、圣诞节、新年我们就都可以在一块过了。

我们的小女儿沙沙那时还在上中学。他陪沙沙打网球,到学校去看沙沙打球。但是大女儿豆豆在大学里,没有时间和爸爸相处,他们父女只是一起吃了两三顿饭。

2013年我们刚回到阿尔弗雷德时, 豆豆经历了一段难以自拔的痛苦。她对于爸爸的选择很不以为然,认为他忽略了家庭责任,不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二女儿升大学的时候写入学声明, 也不愿意提爸爸,因为她也很痛苦,不能理解爸爸为什么说爱我们,但又要离开我们回中国。

我经常跟家喜争辩:你为什么要回中国?你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只有神的力量才可以改变中国。你完全可以在美国看着中国发生变化,在这里做你力所能及的事。他则反复跟我讲他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国这片土壤。

住了一个多月后,他开始心不在焉了。他有一种焦躁,急着回中国。他觉得好像再待长一点,就会回不去似的。我当时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中国。我在阿尔斯通公司的同事甚至说,你把他的护照烧了、扔了不行吗?你让他回去干什么?

但是我相信上帝,我觉得他着了魔的要回去,是上帝在选择他,不是他自己、也不是我在选择他。我记得我喜欢的一个电影《梅兰芳》。如同梅兰芳这个艺术家不属于一个小家庭,而属于社会一样,我也一直有一种感觉,丁家喜不属于我们这个家庭,他属于这个社会,他属于中国这个大家庭,他不是我能把他关得住的。

家喜在阿尔弗雷德的两个月,我们和Joe, Nancy, Vicky, Emrys, Bonnie, Bob, Laurel, John, Genie等老朋友在一起聚了几次。走之前,我们请朋友们到家里晚餐,给家喜饯行。家喜谈了他在监狱里的生活,他出狱后的打算,他的理念,中国为什么要倡导公民社会等。大家也问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去,家喜便把他跟我说的又跟大家说了一遍,基本上就是说那是他的土壤,他需要在那里和人接触。

他走的那天,我一个人把他送到水牛城机场搭飞机。我非常痛苦,心里跟刀割一样。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2018年5月,家喜准备前来美国参加大女儿的毕业典礼,但在北京首都机场被海关拦下,被告知他出境会“危害国家安全”。我一个星期睡不着觉,肝肠寸断。我甚至觉得我们这辈子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在教会唱《伦敦德里祈祷》

III

我第一次来到阿尔弗雷德是2000年8月。订机票时,我把地图放大了好几倍,才在纽约上州罗彻斯特附近找到了这个只有五千人口的大学城。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跟随Dr. Linda Jones读材料科学研究生。毕业后在阿尔斯通公司工作了一年后,2004年我带着两个女儿回到中国。2013年在家喜被捕后不久,我带着两个女儿再次回到阿尔弗雷德,在这里安家、工作、生活到现在。阿尔弗雷德是我在美国唯一住过的地方。这里是我的家。

教会的朋友们、邻居、阿尔佛雷德大学学生、麦戈文众议员、科恩教授都表达了对家喜的支持

元旦过后,教会的许多朋友们开始录制视频,对家喜再次被捕表达震惊、愤怒、担忧。

教会牧师Laurie说:“教会所有人都很担心Sophie 的先生的现状,担心他遭受不公正的对待,担心他的基本人权不能得以保障,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帮助Sophie寻找她先生的下落。” Jami SnyderSarah CotyLarry and Jan CaseyRobert ReginioJanis PorterJen 和Tom Smith 一家, Debbie 和 Rick StevenAmie ActonCathy Rees和教会许多朋友录制了一人一视频 (大多数视频有中文字幕)。Peter O’Connor说的是大家共同的心声:“我们在美国听到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感到非常愤怒。每个国家都要支持人权,我们将持续关注丁家喜先生直到他被无罪释放为止!” Cathy Rees说:“不允许律师会见,极大的增加了他们被酷刑和虐待的可能性。我们都知道他们的被羁押,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和平而且完全合法的争取人权的活动。中国政府应当立即释放罗胜春的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停止任意羁押!”

教会成员,还有教会主日学校的孩子们, 和我举着自由丁家喜的标语合影。我把这些照片一一放到了推特和脸书上。

一月我和关心厦门案的朋友们在华盛顿见到美国白宫官员、国会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官员、美国国务院人权官员。我接受了美国之音采访。在纽约,我见到了民主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共同主席吉姆·麦戈文 (Jim McGovern) 先生和纽约大学中国法律专家科恩教授。

二月份,我在阿尔弗雷德大学做了一个演讲。参加的人有各系的教授,学生,教会的朋友,我的邻居。校长Mark Zupan,一位经济学家,也来了。我十多年前在阿尔弗雷德大学读书时的东道主家庭Joe专门从俄亥俄州开车六个多小时赶过来。和我一起跳舞,一起练瑜伽的朋友也来了。

我讲了我们一家和阿尔弗雷德的联系; 2013-2014年间对新公民运动的镇压;中国公民运动;我讲了家喜如何因为和朋友在厦门的一次会面而遭到秘密羁押。

那时,武汉李文亮医生刚刚死于新冠肺炎。他2019年12月底因为警告武汉出现一种类似萨斯的冠状病毒而被医院行政部门以及警察训诫。他是一位共产党员医生,但是他留给世人最后的一句话是 “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有不止有一种声音。” 的确,一个压制言论、压制异见、拒绝透明的国家,它的危害,绝不停止于其国界内。

家喜和李文亮医生没有任何交集,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是一致的。

四月份,《阿尔弗雷德太阳报》转载了改变中国编辑曹雅学2017年和家喜的访谈。那是迄今家喜亲述的最完整的故事了。更多阿尔弗雷德人由此了解了家喜和我的处境。

我的税表差不多拖到了最后一天。我给税务师打电话告诉她我今年家里碰到了难事,拖延到现在。她说:我很理解,因为我知道你先生的事,我看了你的视频,也看到了报纸对家喜的报导,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忙,你真不容易!我希望我可以帮你减轻负担。

我去交水费的时候,工作人员也说她读了家喜的消息。“如果我能做什么,请告诉我,”她说。

在阿尔弗雷德的日用品小店,店员说她知道我先生的事,问我有没有消息。“我能帮上什么,请别犹豫告诉我。”

阿尔弗雷德没什么中国人,只有主街的街角有一家经营平淡的中餐馆。另外就是阿尔弗雷德大学孔子学院的中国人。他们是中国政府的派员,对我为家喜发声敬而远之。他们中有一两个人对家喜的遭遇表示了同情,向我表示要帮我联系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人,看看能不能帮我打听到家喜的消息。但是后来她告诉我中领馆的答复是:驻纽约领馆的人只帮助在美国这边遇到困难的中国人。我问她:“我生活在美国,我还是持中国护照,我丈夫失踪了,我不算是在美国遇到困难的中国人吗?”她哑口无言。

我们教会每周为家喜和他的朋友们集体祈祷。礼拜后,我们到教堂对面的教会活动中心写信。在纽约州发布新冠病毒居家隔离令之前,我们给烟台市公安局寄出了近60封信。我的两个女儿在学校分别收到了近30封鼓励、安慰、支持的信和卡片。三月底,我把要求无罪释放家喜和他的朋友的请愿信和代表来自美国6个州(NY, CA, MA, MN, OH, PA) 第一批共329个签名的32张签名页寄给了中国公安部赵克志部长、烟台市公安局赵峰局长和中国驻美领馆崔天凯大使。

朋友们在教会中心给烟台市公安局写信

四月中,和家喜一同被捕的人的家属给家人写来了信。我心里燃起了希望。也许我也会收到家喜的信了。但是没有。我决定开始给家喜写信。我把写好的信用短信发给烟台公安局指定和被捕家属联系的刘警官转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我只好把这些信公布在推特和脸书上。我告诉家喜疫情如何从中国开始肆虐全球;告诉家喜他的妈妈知道他的儿子没犯罪,也知道谁才是真正的罪犯;告诉家喜今年的春天姗姗来迟;告诉家喜疫情期间我和孩子们怎么享受工作和生活;告诉家喜我们后院的勿忘我、荷包牡丹、兰花和细葱花如何一一绽放,我希望和家喜分享我们生活里的各种美丽和希望。

IV

家喜第一次来美国是2001年1月份,他带着我们五岁的大女儿豆豆来探亲,住了一个月。我那时学业很紧张,但闲暇或周末时,我就会带着家喜和豆豆去朋友家参加聚会。聚会是阿尔弗雷德的特色之一。阿尔弗雷德的冬天非常冷,雪总是很厚,Joe和 Nancy带我们去滑雪,家喜和豆豆一下就学会了,而且都非常喜欢。我上课的时候,他们父女俩常去滑雪,玩得很开心。

此外,家喜大部分的时间是带着豆豆去听附近村镇各个法院旁听庭审。他很想了解美国的法律体系,了解陪审员制度。他从外面旁听开庭回来,就滔滔不绝跟我讲他的感受。

后来我们有了小女儿沙沙。沙沙出生的时候,家喜带着豆豆过来,在阿尔弗雷德尽心当了100天全职爸爸。

2004我回到北京的时候,家喜刚刚创办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不久。那时候他的目标是证明自己可以赚钱,可以成功。这个律师事务所他经营了正好10年,从第一年的200万年收入发展到第十年的2500万年收入,有执业律师20个,合伙人9个,在北京属于中上规模。

家喜是学航空发动机的,也许这里面有一定的联系,他一直对改良治理的细节十分用心。有一些年,他很热衷通过诸如写提案向政府提出各种建议,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他在2008年发生毒奶粉事件前写提案)、简化二手车过户手续、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等。这些提议要么石沉大海,要么在他提议后很多年里才部分成为政府的政策。

另一方面,家喜在那些年里并不是一个过分关心政治的人。他虽然是八九一代(我也是),大学三年级那年参加了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但他对那些年的人权大事基本上没有了解。

这种情况在2011年发生了变化。那一年,他到位于纽约的福德姆大学 (Fordham University) 法学院做了一学年访问学者。那时他才开始接触大量自由信息,开始了解中国那些年发生的抗争。用我女儿的话描述,爸爸那时候天天在房间里踱步。前不久,我把他那时写的文章、以及罗列的一些议题从电脑里找出来,我看到,他在思考权利与权力的关系,尝试对中国的法律体系进行“清理”,探讨言论自由、社会保障、土地私有等这样的内容。

从美国回去后,家喜开始参加公民运动倡导者许志永博士和北京一些知识分子、律师们的定期聚会。家喜有时和我谈他的想法,他为什么做这个做那个,我都很赞同、理解他。对于他的改变,我一开始没太在意。但是当国保(也就是政治安全警察)开始跟踪他的时候,我才开始觉得不舒服了。警察经常找他“约谈”,家里的日常生活,比如接送孩子,受到影响。到了2012-13年,新公民运动开始到街头倡导官员公示财产的时候,国保甚至驻扎到了我们家门外。 2013年春天,家喜辞去了律所主任职务。之后不久,4月13日晚,一群国保突然闯到我们北航的家里进行搜查,然后又去他事务所搜查,之后把家喜带走了。

丁家喜2013年在北京第三看守所。照片由隋牧青律师拍摄

VI

根据中国法律,公民有通信自由,即使是犯罪嫌疑人,其通信受到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检查,但任何机关和个人无权扣留信件,阻挠通信。我迄今给家喜写了14封信,他们全都没有交给家喜。

根据中国法律,律师有权利会见犯罪嫌疑人,有权利和犯罪嫌疑人通信,但家喜的律师先后三次要求会见,均被拒绝,律师写给家喜的信也被扣留,没有转交。

根据中国法律,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告知律师基本案情和犯罪事实,但至今8个多月过去了,家喜的律师对案情和犯罪事实一无所知。

根据中国法律,公安机关应当向家属公开他们申请的犯罪嫌疑人健康状况、看守监管状况等信息,但是我向临沂市公安局申请信息公开,却被告知我申请公开的信息“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的政府信息。”根据中国法律,八月十九日侦查期满,公安机关应当通知律师是延长侦查还是移送审查起诉,但是家喜的律师没有收到任何有关通知。 为了把一个无辜公民送进监狱,当局把所有的法律程序变成秘密:秘密羁押,秘密审讯,从近年的案例看,下一步他们通常做法会是秘密解除家属聘请的律师,秘密开庭,秘密宣判。如不是亲身经历,我不能相信一个国家、一个政府可以无耻操控法律到这种地步。

我寄给中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投诉信,石沉大海

VI

六月到七月,我从非正式途径听到了一些关于家喜的消息。它证实了我最大的担忧:家喜遭到酷刑了。 丁家喜在烟台遭受了长时间剥夺睡眠,噪音整日骚扰,日光灯24小时照射,固定睡姿,长时间固定坐姿,坐在一个安装了铁笼子的铁椅子上接收审讯,不给餐食或者只给极少量餐食等酷刑。专案组不仅从各地抽调了一百多名警察负责看管丁家喜等被监视居住的人,而且不断捕风捉影,试图将案件性质升级。一开始他们试图把案件办成涉枪涉恐,后来又把参会人员参加过的非暴力抗争课程描绘成培训颠覆政权。他们试图把这次厦门聚会确定为非法组织的成立大会。

家喜的律师赵永林律师(中)和许志永的律师梁小军(左)和张磊(右)八月前往临沂,仍然不允许会见

我通过国内好友向临沂市检察院、山东省检察院、省公安厅、最高检、公安部等各级权力机关负责人和部门邮寄了十封投诉。我的小女儿为爸爸发起了一次联署请愿,要求中国司法部门公开、公正、透明审理丁家喜案。已经有来自17个国家的635人签了名。读者,我希望你读到这里,也去签名支持丁家喜,网址是:

https://www.freedingjiaxi.com/sign-the-petition-free-ding-jiaxi

我的朋友、阿尔弗雷德大学哲学系教授Emrys Westacott 春天的时候发表了一篇名为《释放丁家喜》的文章。他写道:“Kwame Anthony Appiah 在其2011年著作《荣誉准则》中写到,以恐怖的妇女缠足传统为例,统治者意识到其他文明世界对此做法嗤之以鼻之后所萌发的耻辱感,对终结此陋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作为一种策略,对丁家喜这样的良心犯加以最大程度的公开呼吁,亦是籍羞耻感作为杠杆去撬动改变。犬儒主义者也许会说中国的统治者不知羞耻,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感到需要粉饰自己的鬼魅行径,他们很在意国际社会对其人权记录的批评,凡此种种,显示出其某种程度的道德焦虑。此外,对在监牢里饱受煎熬的如丁家喜这样的英雄个体,公开就是阳光,它温暖人心,揭露丑恶,灭杀病毒。”

这一次,我一天也不会停止说话,直到家喜重获自由。 在阿尔弗雷德, 我不是孤身一人。

寫在許志永被逮捕的100天:我雖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

李翹楚 2020年9月26日

寫在前面的話:我們要圖文並茂的書寫我們個人的歷史,日後再提起2020年,我的故事,是自我的脆弱與掙扎,是與愛人的堅守與分離,是共同體之間的守望相助,還有作惡者的齷齪嘴臉……他們可以阻止我們發表什麽,但是我們經歷過什麽記住了什麽,依舊無法被控制。再次開始戰鬥的時候,別忘了嘴角保持微笑,心裏唱著自由的歌。

畫于2019年8月 李翹楚

2020年6月19日是我取保候審的日子,也是許志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轉往臨沭縣看守所的日子。囯保的車距離我父母接我的地點還有幾百米的時候,他們解下罩在我頭上的衣服,4個月后重新看到我,見我下車時四肢都無法控制的發抖,我媽媽抱著我哭了很久。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我最牽挂的人卻沒能重獲“自由”。那一天,我爲自己能出去但他卻被送往山東而難過不已,我前面有一條孤獨而黑暗的路,我站在路口,隻身一人。

今天距離6月19日已經100天了,抗爭和公共表達是自我賦權的過程,支撐我走下去的,是對“公民”的理念認知、是對伴侶的感情、是身邊朋友的支持、是每一次跨過恐懼後對自己說“還能不能更往前走一些?”顫顫微微的走路姿勢也許不好看,但我總相信會迎來翻盤的那一天。

戴手銬,跨新年

提問:“2020年的自己有什麼變化嗎?”——回答:“勇敢了一點點”

2019年的夏天,有一次乘地鐵,許志永因爲查身份證的事情跟協警爭吵,我遠遠的躲在一邊,心裏想著“可千萬別把我們帶去派出所呀”,那個時候遇事便躲的我,可能不會想到半年之後的生活吧。

當時我剛被確診抑鬱症,開始接受藥物治療和心理輔導,工作業餘的大部分時間,我跟志永一起關注著不斷發生的公共事件,也盡力去做一些什麽。我能記得的事包括:6月28日,走了四年多“尋夫路”的李文足第一次在監獄中探望到王全璋;7月4日,被帶走一個多月的張寶成被正式逮捕,這已經是他的第六次入獄;7月23日,伍雷律師被吊証,他是大幕拉開時,那個悄然退場的人;7月24日,長沙公益仨被抓,我作爲志願者在群裏幫忙翻譯快訊;7月29日,黃琦被重判12年,他在年月的囚籠中,教曉人們何爲自由與良知;8月12日,張賈龍被從家中帶走,1個月後被正式逮捕;9月19日,陳雲飛因爲對香港的關注被刑拘;10月17日,雪琴被廣州警方刑拘,而後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10月31日,覃永沛被南寧市警方抓捕;12月17日,祥子被帶走后行政拘留……

也是在那段時間,我學會了如何操作wordpress和github,我和志永一起整理了他的兩百多篇文章和公民運動的各階段大事記,做了“美好中國”這個網站:https://cmcn.blog/,當時他半開玩笑的說:“我將來要是被抓了,你就讓大家通過這個網站認識我吧。”

志永離家的具體日期我記不得了,只記得是在北京的第一場雪過後,他像往常一樣親了親我便出門了,過了一會兒發來信息說成功甩掉了跟蹤他的國保上了地鐵,我問他這次出門大概要多久才能回家,他再三保證要在我29嵗生日前趕回家。

12月27日,我突然在網絡上看到了丁家喜律師和另外三位公民被抓捕的消息,心裏一緊。隨後收到志永發來的信息“親愛的,我可能會在外躲一段時間,如果我出事,你就去找我姐姐簽律師委托書,照顧好自己,愛你”,我愣在那裏不知如何回復,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慢吞吞的打了幾個字“注意安全,我會一直在的”。之後,我便與他失去了聯係。接下來的幾天,我拿著手機不停的刷twitter和facebook瞭解事情的原委,也僅能從志永還在更新的狀態獲知他還安全。我整晚失眠,邊看手機邊哭,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麽,也不知道可以向誰傾訴。

12月30日,我終於收到了志永發來的郵件,他說自己還算安全,并把已經完成的“美好中國”文集發給我,讓我更新在網站上。我找了閒咖啡館開始在網站上錄入他的文章,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下午看新聞時,猛然看到了王怡牧師被重判9年的消息,又震驚又難過,覺得有片烏雲飃過來把我整個罩住了。之後,我在郵件上問志永“如果會走到判決那一步,我們申請結婚好嗎?我無法想象漫長的時間裏都無法見到你”,他回復我“我也很想與你結婚,但我們也要有心理准備可能在申請程序上會很艱難。”看到他的回應,我破涕爲笑,覺得那一刻,就足夠了。

12月31日上午,囯保開始了抄家和傳喚,我亲身体会到了法律与真实的缝隙有多大:“寻衅滋事”原来可以是因为“连坐”;被关进办案中心原来可以被署名“无名氏”;甚至有国保在讯问的时候还提到我当天上午在他们抄家时要搜查证的事情,讽刺道:“你一个学经济管理的,哪懂这些,一听就是许志永教你的吧,别说我们有这些手续,就是没有,想找你问话,你能怎么办?”

傳喚當天,國保對著我在墻上的貼紙不停拍照

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我便過上了每日出行被监视跟踪的生活。开始的几天,我在手机上记录着自己绝望无助的心情:“今天跟踪我的国保是个彪形大汉,长得好凶”、“他们凭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盯着我,丝毫不感到心虚”、“我不能允许自己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公民应该遭遇的事情”……

1月9日,在郵件中和志永商量之後,我终于鼓起勇气公开了自己被传唤的具体经过和事由(《戴手銬,跨新年》),我需要把自己置于阳光之下,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

和你抗爭,我很愉快

愛,是一種堅持到底的冒險,是對於真正民主自由的信念,愛著這片土地,在不可能中行動,站到強權的對立面,謝謝你,始終頭顱向上。

1月初,國保找到了我所在的清華社會學系項目組,之後我便失去了工作。接下來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變成了:看郵件、寫郵件、更新網站文章、聲援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4位公民、公開隨時會出現的打壓和跟蹤。

我與志永通過郵件交流正在發生的公共事件、如何聲援被捕公民,也通過郵件表達思念,分享彼此的生活狀態。他每天一定會問到我的情緒和看診狀況,他的安慰、樂觀、從容,讓我在那樣逼仄緊張的環境裏依然保有著内心的平安,我想,温柔一定是根神经,断了就无法再次缝上,志永在历经痛苦和暴力的考验之后仍能幸存——罕见的壮举——他依然保持温柔。在他的鼓勵下,我從原先懼怕被跟蹤,到之後追著跟蹤我的車輛拍照,還學會了一些特殊的技能,比如:辨別自己是否被跟蹤、甩掉跟蹤自己的國保。

追著跟蹤我的車拍照
用圖片設計的方式反抗打壓
用繪畫的方式療愈自己

1月23日,新冠疫情爆發,武漢連夜封城,民眾在「大國敘事」中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冰冷的死亡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家破人亡的故事:武漢漢陽一名女子在家中陽台用臉盆「敲鑼救母」,為重症母親哭求一張醫院牀位;70歲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無法在醫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區安排核酸檢測,跳樓身亡……我從那天起也投入了志願者工作,為武漢疫情病患家屬提供些線上幫助。志永那段時間的文章也與疫情有關,他逃亡期間上網不便,我在志願工作之餘也會隨手將當天的相關新聞整理好發給他。

我和志永通過郵件傳遞對彼此的思念和關心

我每天都會擔心他在逃亡期間的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在寒冬裏自己的祖國流亡從不是書面上那麼「浪漫」。所以至今都很感謝像楊斌律師那樣的朋友,ta們的相助讓他在那個寒冬逃亡期間也保持了生活上的體面,不至於太狼狽,即使被帶走的那一刻也可以衣著整潔、從容不迫。

新年前,我翻出了家中的公民衫跑去照相館,這是想送給許志永的新年禮物

2月14日是情人節,志永一早便給我發來他錄好的節日視頻,我們兩人在緊張工作之餘也抽空給了對方祝福。那也是他被抓之前發給我的最後一封郵件。2月15日晚上,有朋友聯繫我說志永可能被抓了,我忙完手頭的呼吸機對接工作,一封接著一封的給他發郵件,一個人在房間裡無助的哭著,沒能等來他的回覆,卻等來了深夜上門抓我的國保。

我的指定監居時期

肉身是柔軟的,人不是政治或運動的機器零件,我們要多努力,才能把自己活成生命常態。

關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細節經歷,我已經公開了被抓捕當天和在辦案中心被傳喚的過程,還會繼續公開,我在這裡想分享的,是自己關於這段經歷的感受。

我的頭腦中留有很多碎片化的東西,比如:

黑頭套和手銬、封閉的房間、24小時的白燈光;

貼身監視的看守們、嚴厲訓斥我或和顏悅色的管教、白大褂和藥片;

固定的坐姿和睡姿、24小時的監控錄像和對講機、不冷不熱的白開水;

對陽光的渴望、默算時間的方法、異常敏感的聽覺和信息捕捉……

我的記憶力在那段時間裏出奇的好,我記得每個審訊人員的相貌特徵、說話方式、角色扮演、甚至走路的聲音……他們說我犯了重罪,我經常不敢開口,害怕一開口便掉入陷阱,但審訊期間卻是我唯一能說話的機會,孤獨感有時也會讓我「盼著」被提訊。

我產生過斯德哥爾摩:我在「悔過書」中感謝他們給我吃藥;我因為情緒原因經常飯後嘔吐,氣急敗壞的管教訓斥我,威脅要把看守人員從2個換回3個、取消活動時間,我竟為自己的嘔吐向ta道歉,近乎乞求;我哭泣時,看守人員遞給我紙巾擦眼淚,我對此表示感謝;審訊人員在訊問時帶來的橘子、巧克力和鍋巴,我都吃下了……

我支撐在那裡的很大動力,來自於我知道,那段時間是我幾個月或者往後幾年裏,能距離許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別渴望有什麼特殊功能或者心靈感應,可以與他「對話」。審訊人員把我們的合照存在電腦裏拿給我看,我竭盡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腦子裡。我一遍遍的想我們相處的日常生活,讓這些情節也能出現在夢境裏。

我學會了默想曾經看過的電影、詩歌、小說,來填補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時光,那些珍貴的記憶,也讓我可以將被「洗腦」的內容慢慢過濾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讓自己變成他們所「規訓」的機器,我幾乎用盡了全部力氣。

6月19日上午,當國保向我宣讀《取保候審決定書》的時候,我略顯麻木的坐在椅子上,並沒有可以重獲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後,只有一個人的這條路,要如何走下去。出來後的第二天便嘗試梳理自己在裡面的經歷,竟對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記憶。我們的社運經常強調一個人要好堅強,不畏懼任何磨難,展露自己的軟弱是不被鼓勵的。更多的關注和宣傳給了更宏大壯烈的主題,但心理創傷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剛出來的那些天,驚恐、夢魘、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覺性高、創傷性閃回、四肢發抖……同時,也把自己活成了「準地下工作者」,與朋友見面時會小聲說話,警惕的盯著四周。同時,我的父母擔心我的安危到神經過敏的程度,經常「自我審查」,擔心我每一次出門,擔心我說話太多,擔心我身邊有「告密者」,甚至擔心國保對我印象很壞,我感到,我們整個家庭都患上了「偵查狂躁症」。

我經常夢到自己寫悔過書的情境,內疚感和屈辱感不斷折磨著我,我不斷的自責:為何恭順的站在那裡,看著他們亂翻我的東西,給我戴上手銬和黑頭套呢?為何順從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處呢?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嗎?孤立無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縛,這種感受控制著我。我們為體制所壓迫,我們每個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建造這一體制,可我們結果甚至無力做出消極抵抗。我們的服從使那些積極為這一體制效勞的人能夠為所欲為,一個罪惡的空間得以形成,怎樣才能逃離它呢?

打破沉默,直面恐懼

如果不能勇敢的講,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動。我們應該不迴避、不嫌麻煩的講,還要講出細節、創傷和軟弱,那些避而不談、隱而不宣的,正是他們害怕我們去做的事情。

6月19日出来之后,我便進入「消聲」狀態,不敢對外聯繫,害怕自己再被抓回去。6月24日,我顫抖著發了出來之後的第一條Twitter,雖然只敢發一張隱晦的圖片,但也為自己能邁出第一步而高興。不久,國保的電話打過來,說他一直在觀察著網絡上是否出現了我的聲音,告誡我要「像消失了一樣」。6月25日,我發了第一條帶有文字的Twitter,說道「他們警告我要像消失一樣,好害怕被消失」,發完之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聽到電話鈴聲就緊張。但我知道,國保決不會因為我沉默、躲避、配合,就不來打擾監控威脅我,既然怎樣都無法避免,何不奮力博一下,也許能爭取出一片不小的空間。

7月8日,志永的二姐第一次去看守所存錢,先是說查無此人,又是說必須經由專案組同意。從那天起,我開始為案件程序中不合法的行為(比如化名關押、不讓律師會見、不允許通信)在Twitter上發聲。7月13日,我開始針對這些情況向臨沂市公安局申請信息公開,1個月之後再行政覆議,之後等著行政起訴。8月27日,我開始了為自己的權利受損情況進行信息公開申請的過程。每一步的努力,都有ta的價值,哪怕就是讓大家看到:作為家屬和個體,在中國依法維權有多麼困難,這都是有意義的。

發推文時喜歡自己設計文宣圖片

隨著我的發聲和行動,國保的約談也開始比較頻繁,國保的人數從2個、到3個、再到4個,每一次接到電話,我都緊張得心跳加速,約談時基本很難應答自如,大部分時間就是保持沉默。但每次回來,我都會硬著頭皮把過程寫下來再公開出去。最近的一次約談,國保又變回了2人,說話態度也有所調整。從最開始我刷個存在感都會被警告,到現在來看,已經有了一定的發聲和行動空間。只有我自己能體會整個過程中,自己是如何的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我孤獨到必須發聲,又孤獨到隨時有可能無法再發聲,到時還有誰可以接力呢?我還不敢去設想這樣的結果。

8月19日,我公开了自己的第一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細節經歷,8月24日公開了第二篇。之後頻繁的威脅和約談打亂了我每週一篇的計劃,但也無意中幫我擴大了宣傳、吸引了更多人的關注。我還會繼續堅持公開下去,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对真相的追问和對作惡者的追责。無論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脅,還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隐忍和沉默。

我们需要分辨出权力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恐惧是什么。那是对惩罚、驱逐、入狱的深层恐惧。我们需要具备一起言说恐惧的能力,因为这展示了有人与你并肩作战的联结性。我们需要抛掉对个人英雄、个人公共知识分子和个人勇气的执念,意识到我们有支持彼此的力量,为创造一个恐惧感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需要對抗的,不僅是打壓,還有抑鬱症

抑鬱症並不是絕對的災難,ta也會給我超乎想像的堅強,堅持治療是因爲,我始終在乎我自己。

在抗爭的過程中,我的抑鬱症時好時壞,從未離開,輕生的念頭、自傷的行為,我都有過很多次。志永陪伴我的時候,我有時會把自己關在衣櫃裏,抱著大衣聞著衣服上的味道,感受自己好像不是個軀殼,他會盡量勸我把衣櫃開一個小縫,他坐在衣櫃外的椅子上,一隻手握著我,安靜的待著。

許志永拍攝于2019年9月

出事之後,我的抑鬱症更加嚴重,醫生給加大了藥量,而我因為第一次的傳喚經歷,擔心再次被抓後被藥物所牽制,自己經常不遵照醫囑的偷偷減藥,情形反而更糟糕。我時而像一灘泥躺在地上,什麼事都做不了。但終究憑著對這個世界很多的摯愛、景仰與好奇,不懂、不捨和不甘心,以及那氣若游絲的對未來生活的期待,我學會了接受自己的疾病,並帶著ta一起,在這個黑暗孤獨的路上繼續走,爭取走完它。

我不是孤島

抗爭還可以因為,我不要留下同伴,而,「同伴」不只是同一案件的家屬,還有所有案件的家屬,還有所有追求自由公義的人們……

709家屬的出現,成為了家屬抗爭的標準範本,可是我知道目前的環境情況與她們還是有區別的。那麼,怎麼辦呢?

最先與我連結的,是同一案件中丁家喜律師的太太勝春姐,一天又一天,我从她的twitter,见证了她是怎样“用尽全力”通过网络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丁律师被失踪的第10天,她开始制作自述视频,讲述关于丁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广泛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0天,她尝试用中英文双语发布视频和案件进展,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8天,她在华盛顿街头举牌;丁律师被失踪的第32天,她开始制作“一人一视频”,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丈夫发声;丁律师被失踪的第43天,她开始征集签名给公安部长寄信;丁律師被失蹤的第271,她為丈夫的發聲出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她共給丁律師寄去了15封信,她為了維護丁律師的通信權,不懈的對相關部門進行控告……那種堅持的韌性一直感動著我,在我無力時,只要看到勝春姐還在行動,我便會重新去恢復力氣。

程淵已經被任意羈押了三百四十多天,为艾滋病感染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服务,推动消除计划生育、户籍制度改革是他长期的工作,从2019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再无消息。他的妻子施明磊顶住压力和威胁为他奔走发声,也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温柔的力量对抗着不公义。我看到明磊姐,也就知道了程渊是一个多么好的人。近期,長沙公益仨傳出被秘密審判的消息,我在那一天幾乎泄氣,但第二天早上醒來,看到Twitter上明磊姐抱著小豌豆,一副「滿血復活」的樣子開始去法院打卡,我激動到落淚。

此外,端點星案陳玫的哥哥陳堃、蔡偉的女友紅波,藝術家追魂的妻子劉立姣,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艷,覃永沛律師的妻子鄧曉雲,詩人王藏和他的妻子王麗,疫苗寶寶的媽媽何方美,黃琦的媽媽蒲文清,還有已經絕食多日的公民記者張展……我掛念很多人,虽然可能素未谋面,但這就是一種“共同体”的感覺,我们扎根在共同的土地上,共同等待着融雪和春天。

而除了正在發生的案件之外,我的共同體也包括了所有的抗爭者。ta們曾出现在冤案家属身边、遭遇不公的劳动者身边、遭受暴力和迫害的访民身边、面临驱赶的城中村农民工身边……但因着铁塔中的肮脏和龌龊,他们的发声成了“罪”,在“谈政治色变”的环境里被边缘化、污名化。

言說即抗爭

我們要學會帶著積極的態度,按自己的能力、視野、時間和負擔,嘗試更豐富的社會反抗形式,保持一個「真誠、負責、有尊嚴」的自我。

我知道自己需要社會支持網絡,但是沒有現成的怎麼辦,那就自己開始嘗試建立。我首先與自己有過類似指定監視居住經歷的小伙伴組成了互助小組,获得了安全表达和被理解的空间,并且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重拾继续生活的信心。

我失聯期間,好友用畫筆聲援我

但如果我不想止步于此呢?如果,我們想让更多人了解我們奔走呼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仅想要舆论转瞬即逝的关注,还想要长效的社會共識呢?如果,我们希望对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概念理解,不再必须以同样受害为代价呢?

我想,這也是我公開自己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經歷的意義所在吧,很希望能夠鼓勵到更多的親歷者說出自己的經歷和故事。或许这其中从来没必要有“我们”和“他者”的区别。在一个强大的體制面前,我们可以做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空间,降低权力对个体的碾压、伤害。

結語

前段時間去拍了穿婚紗的造型,很想今後有機會把照片寄給許志永,想讓他知道,與他在一起的時光是幸福的,與他共同抗爭的生活也是喜樂的。被傳喚的時候,被跟蹤的時候,被約談的時候,被指定監居的時候,那些經歷總會教我成長和堅強,對比在那些已知或未知的困難面前,我其實在遇到美好事物時最為思念他,遺憾他在我最好的年紀時,無法在我身邊。

拍攝于2020年9月

一路走過來,我也許無法回到原先的生活軌跡上了,我漸漸在奔走呼籲的過程中看到了更多的家屬、行動者,也漸漸重新認識了所愛的人、自身的權利、下一代的生活環境,我終於意識到,原來「人」可以是這樣的,可以去選擇正直真实地活着的。

只要許志永尚未自由,我便不會停止發聲和行動。

寫在許志永被逮捕的100天:我雖勢弱言輕,決不虛作無聲

李翹楚 2020年9月26日

寫在前面的話:我們要圖文並茂的書寫我們個人的歷史,日後再提起2020年,我的故事,是自我的脆弱與掙扎,是與愛人的堅守與分離,是共同體之間的守望相助,還有作惡者的齷齪嘴臉……他們可以阻止我們發表什麽,但是我們經歷過什麽記住了什麽,依舊無法被控制。再次開始戰鬥的時候,別忘了嘴角保持微笑,心裏唱著自由的歌。

畫于2019年8月 李翹楚

2020年6月19日是我取保候審的日子,也是許志永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正式逮捕轉往臨沭縣看守所的日子。囯保的車距離我父母接我的地點還有幾百米的時候,他們解下罩在我頭上的衣服,4個月后重新看到我,見我下車時四肢都無法控制的發抖,我媽媽抱著我哭了很久。從“小監獄”回到“大監獄”,我最牽挂的人卻沒能重獲“自由”。那一天,我爲自己能出去但他卻被送往山東而難過不已,我前面有一條孤獨而黑暗的路,我站在路口,隻身一人。

今天距離6月19日已經100天了,抗爭和公共表達是自我賦權的過程,支撐我走下去的,是對“公民”的理念認知、是對伴侶的感情、是身邊朋友的支持、是每一次跨過恐懼後對自己說“還能不能更往前走一些?”顫顫微微的走路姿勢也許不好看,但我總相信會迎來翻盤的那一天。

戴手銬,跨新年

提問:“2020年的自己有什麼變化嗎?”——回答:“勇敢了一點點”

2019年的夏天,有一次乘地鐵,許志永因爲查身份證的事情跟協警爭吵,我遠遠的躲在一邊,心裏想著“可千萬別把我們帶去派出所呀”,那個時候遇事便躲的我,可能不會想到半年之後的生活吧。

當時我剛被確診抑鬱症,開始接受藥物治療和心理輔導,工作業餘的大部分時間,我跟志永一起關注著不斷發生的公共事件,也盡力去做一些什麽。我能記得的事包括:6月28日,走了四年多“尋夫路”的李文足第一次在監獄中探望到王全璋;7月4日,被帶走一個多月的張寶成被正式逮捕,這已經是他的第六次入獄;7月23日,伍雷律師被吊証,他是大幕拉開時,那個悄然退場的人;7月24日,長沙公益仨被抓,我作爲志願者在群裏幫忙翻譯快訊;7月29日,黃琦被重判12年,他在年月的囚籠中,教曉人們何爲自由與良知;8月12日,張賈龍被從家中帶走,1個月後被正式逮捕;9月19日,陳雲飛因爲對香港的關注被刑拘;10月17日,雪琴被廣州警方刑拘,而後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10月31日,覃永沛被南寧市警方抓捕;12月17日,祥子被帶走后行政拘留……

也是在那段時間,我學會了如何操作wordpress和github,我和志永一起整理了他的兩百多篇文章和公民運動的各階段大事記,做了“美好中國”這個網站:https://cmcn.blog/,當時他半開玩笑的說:“我將來要是被抓了,你就讓大家通過這個網站認識我吧。”

志永離家的具體日期我記不得了,只記得是在北京的第一場雪過後,他像往常一樣親了親我便出門了,過了一會兒發來信息說成功甩掉了跟蹤他的國保上了地鐵,我問他這次出門大概要多久才能回家,他再三保證要在我29嵗生日前趕回家。

12月27日,我突然在網絡上看到了丁家喜律師和另外三位公民被抓捕的消息,心裏一緊。隨後收到志永發來的信息“親愛的,我可能會在外躲一段時間,如果我出事,你就去找我姐姐簽律師委托書,照顧好自己,愛你”,我愣在那裏不知如何回復,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麽事情,慢吞吞的打了幾個字“注意安全,我會一直在的”。之後,我便與他失去了聯係。接下來的幾天,我拿著手機不停的刷twitter和facebook瞭解事情的原委,也僅能從志永還在更新的狀態獲知他還安全。我整晚失眠,邊看手機邊哭,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麽,也不知道可以向誰傾訴。

12月30日,我終於收到了志永發來的郵件,他說自己還算安全,并把已經完成的“美好中國”文集發給我,讓我更新在網站上。我找了閒咖啡館開始在網站上錄入他的文章,眼淚止不住的流下來,下午看新聞時,猛然看到了王怡牧師被重判9年的消息,又震驚又難過,覺得有片烏雲飃過來把我整個罩住了。之後,我在郵件上問志永“如果會走到判決那一步,我們申請結婚好嗎?我無法想象漫長的時間裏都無法見到你”,他回復我“我也很想與你結婚,但我們也要有心理准備可能在申請程序上會很艱難。”看到他的回應,我破涕爲笑,覺得那一刻,就足夠了。

12月31日上午,囯保開始了抄家和傳喚,我亲身体会到了法律与真实的缝隙有多大:“寻衅滋事”原来可以是因为“连坐”;被关进办案中心原来可以被署名“无名氏”;甚至有国保在讯问的时候还提到我当天上午在他们抄家时要搜查证的事情,讽刺道:“你一个学经济管理的,哪懂这些,一听就是许志永教你的吧,别说我们有这些手续,就是没有,想找你问话,你能怎么办?”

傳喚當天,國保對著我在墻上的貼紙不停拍照

从2020年1月1日开始,我便過上了每日出行被监视跟踪的生活。开始的几天,我在手机上记录着自己绝望无助的心情:“今天跟踪我的国保是个彪形大汉,长得好凶”、“他们凭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盯着我,丝毫不感到心虚”、“我不能允许自己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公民应该遭遇的事情”……

1月9日,在郵件中和志永商量之後,我终于鼓起勇气公开了自己被传唤的具体经过和事由(《戴手銬,跨新年》),我需要把自己置于阳光之下,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

和你抗爭,我很愉快

愛,是一種堅持到底的冒險,是對於真正民主自由的信念,愛著這片土地,在不可能中行動,站到強權的對立面,謝謝你,始終頭顱向上。

1月初,國保找到了我所在的清華社會學系項目組,之後我便失去了工作。接下來的日子,我的日常生活變成了:看郵件、寫郵件、更新網站文章、聲援被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4位公民、公開隨時會出現的打壓和跟蹤。

我與志永通過郵件交流正在發生的公共事件、如何聲援被捕公民,也通過郵件表達思念,分享彼此的生活狀態。他每天一定會問到我的情緒和看診狀況,他的安慰、樂觀、從容,讓我在那樣逼仄緊張的環境裏依然保有著内心的平安,我想,温柔一定是根神经,断了就无法再次缝上,志永在历经痛苦和暴力的考验之后仍能幸存——罕见的壮举——他依然保持温柔。在他的鼓勵下,我從原先懼怕被跟蹤,到之後追著跟蹤我的車輛拍照,還學會了一些特殊的技能,比如:辨別自己是否被跟蹤、甩掉跟蹤自己的國保。

追著跟蹤我的車拍照
用圖片設計的方式反抗打壓
用繪畫的方式療愈自己

1月23日,新冠疫情爆發,武漢連夜封城,民眾在「大國敘事」中顯得如此「微不足道」,冰冷的死亡數字背後是一個個家破人亡的故事:武漢漢陽一名女子在家中陽台用臉盆「敲鑼救母」,為重症母親哭求一張醫院牀位;70歲的尿毒症患者疑似患上新冠肺炎,無法在醫院透析,也等不到社區安排核酸檢測,跳樓身亡……我從那天起也投入了志願者工作,為武漢疫情病患家屬提供些線上幫助。志永那段時間的文章也與疫情有關,他逃亡期間上網不便,我在志願工作之餘也會隨手將當天的相關新聞整理好發給他。

我和志永通過郵件傳遞對彼此的思念和關心

我每天都會擔心他在逃亡期間的基本生活能不能得到保障,在寒冬裏自己的祖國流亡從不是書面上那麼「浪漫」。所以至今都很感謝像楊斌律師那樣的朋友,ta們的相助讓他在那個寒冬逃亡期間也保持了生活上的體面,不至於太狼狽,即使被帶走的那一刻也可以衣著整潔、從容不迫。

新年前,我翻出了家中的公民衫跑去照相館,這是想送給許志永的新年禮物

2月14日是情人節,志永一早便給我發來他錄好的節日視頻,我們兩人在緊張工作之餘也抽空給了對方祝福。那也是他被抓之前發給我的最後一封郵件。2月15日晚上,有朋友聯繫我說志永可能被抓了,我忙完手頭的呼吸機對接工作,一封接著一封的給他發郵件,一個人在房間裡無助的哭著,沒能等來他的回覆,卻等來了深夜上門抓我的國保。

我的指定監居時期

肉身是柔軟的,人不是政治或運動的機器零件,我們要多努力,才能把自己活成生命常態。

關於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細節經歷,我已經公開了被抓捕當天和在辦案中心被傳喚的過程,還會繼續公開,我在這裡想分享的,是自己關於這段經歷的感受。

我的頭腦中留有很多碎片化的東西,比如:

黑頭套和手銬、封閉的房間、24小時的白燈光;

貼身監視的看守們、嚴厲訓斥我或和顏悅色的管教、白大褂和藥片;

固定的坐姿和睡姿、24小時的監控錄像和對講機、不冷不熱的白開水;

對陽光的渴望、默算時間的方法、異常敏感的聽覺和信息捕捉……

我的記憶力在那段時間裏出奇的好,我記得每個審訊人員的相貌特徵、說話方式、角色扮演、甚至走路的聲音……他們說我犯了重罪,我經常不敢開口,害怕一開口便掉入陷阱,但審訊期間卻是我唯一能說話的機會,孤獨感有時也會讓我「盼著」被提訊。

我產生過斯德哥爾摩:我在「悔過書」中感謝他們給我吃藥;我因為情緒原因經常飯後嘔吐,氣急敗壞的管教訓斥我,威脅要把看守人員從2個換回3個、取消活動時間,我竟為自己的嘔吐向ta道歉,近乎乞求;我哭泣時,看守人員遞給我紙巾擦眼淚,我對此表示感謝;審訊人員在訊問時帶來的橘子、巧克力和鍋巴,我都吃下了……

我支撐在那裡的很大動力,來自於我知道,那段時間是我幾個月或者往後幾年裏,能距離許志永最近的地方。我特別渴望有什麼特殊功能或者心靈感應,可以與他「對話」。審訊人員把我們的合照存在電腦裏拿給我看,我竭盡全力的想把照片印在自己的腦子裡。我一遍遍的想我們相處的日常生活,讓這些情節也能出現在夢境裏。

我學會了默想曾經看過的電影、詩歌、小說,來填補自己坐在椅子上的大片時光,那些珍貴的記憶,也讓我可以將被「洗腦」的內容慢慢過濾出去,保有自己的生命力,不讓自己變成他們所「規訓」的機器,我幾乎用盡了全部力氣。

6月19日上午,當國保向我宣讀《取保候審決定書》的時候,我略顯麻木的坐在椅子上,並沒有可以重獲自由的欣喜感。更多的是迷茫,不知道出去之後,只有一個人的這條路,要如何走下去。出來後的第二天便嘗試梳理自己在裡面的經歷,竟對有些痛苦的片段失去了記憶。我們的社運經常強調一個人要好堅強,不畏懼任何磨難,展露自己的軟弱是不被鼓勵的。更多的關注和宣傳給了更宏大壯烈的主題,但心理創傷被很多人忽略或者污名化。

我在剛出來的那些天,驚恐、夢魘、失眠、注意力不集中、警覺性高、創傷性閃回、四肢發抖……同時,也把自己活成了「準地下工作者」,與朋友見面時會小聲說話,警惕的盯著四周。同時,我的父母擔心我的安危到神經過敏的程度,經常「自我審查」,擔心我每一次出門,擔心我說話太多,擔心我身邊有「告密者」,甚至擔心國保對我印象很壞,我感到,我們整個家庭都患上了「偵查狂躁症」。

我經常夢到自己寫悔過書的情境,內疚感和屈辱感不斷折磨著我,我不斷的自責:為何恭順的站在那裡,看著他們亂翻我的東西,給我戴上手銬和黑頭套呢?為何順從的要坐在椅子的二分之一處呢?我有什麼可留戀的嗎?孤立無助、力量和意志均被束縛,這種感受控制著我。我們為體制所壓迫,我們每個人都曾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建造這一體制,可我們結果甚至無力做出消極抵抗。我們的服從使那些積極為這一體制效勞的人能夠為所欲為,一個罪惡的空間得以形成,怎樣才能逃離它呢?

打破沉默,直面恐懼

如果不能勇敢的講,那就不能自由的行動。我們應該不迴避、不嫌麻煩的講,還要講出細節、創傷和軟弱,那些避而不談、隱而不宣的,正是他們害怕我們去做的事情。

6月19日出来之后,我便進入「消聲」狀態,不敢對外聯繫,害怕自己再被抓回去。6月24日,我顫抖著發了出來之後的第一條Twitter,雖然只敢發一張隱晦的圖片,但也為自己能邁出第一步而高興。不久,國保的電話打過來,說他一直在觀察著網絡上是否出現了我的聲音,告誡我要「像消失了一樣」。6月25日,我發了第一條帶有文字的Twitter,說道「他們警告我要像消失一樣,好害怕被消失」,發完之後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聽到電話鈴聲就緊張。但我知道,國保決不會因為我沉默、躲避、配合,就不來打擾監控威脅我,既然怎樣都無法避免,何不奮力博一下,也許能爭取出一片不小的空間。

7月8日,志永的二姐第一次去看守所存錢,先是說查無此人,又是說必須經由專案組同意。從那天起,我開始為案件程序中不合法的行為(比如化名關押、不讓律師會見、不允許通信)在Twitter上發聲。7月13日,我開始針對這些情況向臨沂市公安局申請信息公開,1個月之後再行政覆議,之後等著行政起訴。8月27日,我開始了為自己的權利受損情況進行信息公開申請的過程。每一步的努力,都有ta的價值,哪怕就是讓大家看到:作為家屬和個體,在中國依法維權有多麼困難,這都是有意義的。

發推文時喜歡自己設計文宣圖片

隨著我的發聲和行動,國保的約談也開始比較頻繁,國保的人數從2個、到3個、再到4個,每一次接到電話,我都緊張得心跳加速,約談時基本很難應答自如,大部分時間就是保持沉默。但每次回來,我都會硬著頭皮把過程寫下來再公開出去。最近的一次約談,國保又變回了2人,說話態度也有所調整。從最開始我刷個存在感都會被警告,到現在來看,已經有了一定的發聲和行動空間。只有我自己能體會整個過程中,自己是如何的戰戰兢兢、小心翼翼,我孤獨到必須發聲,又孤獨到隨時有可能無法再發聲,到時還有誰可以接力呢?我還不敢去設想這樣的結果。

8月19日,我公开了自己的第一篇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細節經歷,8月24日公開了第二篇。之後頻繁的威脅和約談打亂了我每週一篇的計劃,但也無意中幫我擴大了宣傳、吸引了更多人的關注。我還會繼續堅持公開下去,义愤填膺很容易被时间消解,但只有事实不会改变,即便所有人都忘记了,它也有着自己的见证者,我们应该继续推动对真相的追问和對作惡者的追责。無論是暗地里的打压威脅,還是公然的颠倒黑白,都不能隐忍和沉默。

我们需要分辨出权力希望我们感受到的恐惧是什么。那是对惩罚、驱逐、入狱的深层恐惧。我们需要具备一起言说恐惧的能力,因为这展示了有人与你并肩作战的联结性。我们需要抛掉对个人英雄、个人公共知识分子和个人勇气的执念,意识到我们有支持彼此的力量,为创造一个恐惧感更低的世界作出努力。

需要對抗的,不僅是打壓,還有抑鬱症

抑鬱症並不是絕對的災難,ta也會給我超乎想像的堅強,堅持治療是因爲,我始終在乎我自己。

在抗爭的過程中,我的抑鬱症時好時壞,從未離開,輕生的念頭、自傷的行為,我都有過很多次。志永陪伴我的時候,我有時會把自己關在衣櫃裏,抱著大衣聞著衣服上的味道,感受自己好像不是個軀殼,他會盡量勸我把衣櫃開一個小縫,他坐在衣櫃外的椅子上,一隻手握著我,安靜的待著。

許志永拍攝于2019年9月

出事之後,我的抑鬱症更加嚴重,醫生給加大了藥量,而我因為第一次的傳喚經歷,擔心再次被抓後被藥物所牽制,自己經常不遵照醫囑的偷偷減藥,情形反而更糟糕。我時而像一灘泥躺在地上,什麼事都做不了。但終究憑著對這個世界很多的摯愛、景仰與好奇,不懂、不捨和不甘心,以及那氣若游絲的對未來生活的期待,我學會了接受自己的疾病,並帶著ta一起,在這個黑暗孤獨的路上繼續走,爭取走完它。

我不是孤島

抗爭還可以因為,我不要留下同伴,而,「同伴」不只是同一案件的家屬,還有所有案件的家屬,還有所有追求自由公義的人們……

709家屬的出現,成為了家屬抗爭的標準範本,可是我知道目前的環境情況與她們還是有區別的。那麼,怎麼辦呢?

最先與我連結的,是同一案件中丁家喜律師的太太勝春姐,一天又一天,我从她的twitter,见证了她是怎样“用尽全力”通过网络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丁律师被失踪的第10天,她开始制作自述视频,讲述关于丁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广泛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0天,她尝试用中英文双语发布视频和案件进展,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8天,她在华盛顿街头举牌;丁律师被失踪的第32天,她开始制作“一人一视频”,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丈夫发声;丁律师被失踪的第43天,她开始征集签名给公安部长寄信;丁律師被失蹤的第271,她為丈夫的發聲出現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她共給丁律師寄去了15封信,她為了維護丁律師的通信權,不懈的對相關部門進行控告……那種堅持的韌性一直感動著我,在我無力時,只要看到勝春姐還在行動,我便會重新去恢復力氣。

程淵已經被任意羈押了三百四十多天,为艾滋病感染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服务,推动消除计划生育、户籍制度改革是他长期的工作,从2019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再无消息。他的妻子施明磊顶住压力和威胁为他奔走发声,也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温柔的力量对抗着不公义。我看到明磊姐,也就知道了程渊是一个多么好的人。近期,長沙公益仨傳出被秘密審判的消息,我在那一天幾乎泄氣,但第二天早上醒來,看到Twitter上明磊姐抱著小豌豆,一副「滿血復活」的樣子開始去法院打卡,我激動到落淚。

此外,端點星案陳玫的哥哥陳堃、蔡偉的女友紅波,藝術家追魂的妻子劉立姣,余文生律師的妻子許艷,覃永沛律師的妻子鄧曉雲,詩人王藏和他的妻子王麗,疫苗寶寶的媽媽何方美,黃琦的媽媽蒲文清,還有已經絕食多日的公民記者張展……我掛念很多人,虽然可能素未谋面,但這就是一種“共同体”的感覺,我们扎根在共同的土地上,共同等待着融雪和春天。

而除了正在發生的案件之外,我的共同體也包括了所有的抗爭者。ta們曾出现在冤案家属身边、遭遇不公的劳动者身边、遭受暴力和迫害的访民身边、面临驱赶的城中村农民工身边……但因着铁塔中的肮脏和龌龊,他们的发声成了“罪”,在“谈政治色变”的环境里被边缘化、污名化。

言說即抗爭

我們要學會帶著積極的態度,按自己的能力、視野、時間和負擔,嘗試更豐富的社會反抗形式,保持一個「真誠、負責、有尊嚴」的自我。

我知道自己需要社會支持網絡,但是沒有現成的怎麼辦,那就自己開始嘗試建立。我首先與自己有過類似指定監視居住經歷的小伙伴組成了互助小組,获得了安全表达和被理解的空间,并且知道自己并非孤身一人,重拾继续生活的信心。

我失聯期間,好友用畫筆聲援我

但如果我不想止步于此呢?如果,我們想让更多人了解我們奔走呼号的意义呢?如果我们不仅想要舆论转瞬即逝的关注,还想要长效的社會共識呢?如果,我们希望对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概念理解,不再必须以同样受害为代价呢?

我想,這也是我公開自己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經歷的意義所在吧,很希望能夠鼓勵到更多的親歷者說出自己的經歷和故事。或许这其中从来没必要有“我们”和“他者”的区别。在一个强大的體制面前,我们可以做的,是维护自己的尊严和独立自主空间,降低权力对个体的碾压、伤害。

結語

前段時間去拍了穿婚紗的造型,很想今後有機會把照片寄給許志永,想讓他知道,與他在一起的時光是幸福的,與他共同抗爭的生活也是喜樂的。被傳喚的時候,被跟蹤的時候,被約談的時候,被指定監居的時候,那些經歷總會教我成長和堅強,對比在那些已知或未知的困難面前,我其實在遇到美好事物時最為思念他,遺憾他在我最好的年紀時,無法在我身邊。

拍攝于2020年9月

一路走過來,我也許無法回到原先的生活軌跡上了,我漸漸在奔走呼籲的過程中看到了更多的家屬、行動者,也漸漸重新認識了所愛的人、自身的權利、下一代的生活環境,我終於意識到,原來「人」可以是這樣的,可以去選擇正直真实地活着的。

只要許志永尚未自由,我便不會停止發聲和行動。

情人节日记:我爱这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

2月14日是情人节,本想说些祝福,但面对一些人,却怎么都说不出“情人节快乐”这样的话。

这一天,是丁家喜律师被失踪的第50天,一天又一天,我从丁律师的太太罗胜春女士的twitter,见证了她是怎样“用尽全力”通过网络为自己的丈夫呼吁:丁律师被失踪的第10天,她开始制作自述视频,讲述关于丁律师的故事,呼吁更广泛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0天,她尝试用中英文双语发布视频和案件进展,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注;丁律师被失踪的第28天,她在华盛顿街头举牌;丁律师被失踪的第32天,她开始制作“一人一视频”,发动身边的朋友为丈夫发声;丁律师被失踪的第43天,她开始征集签名给公安部长寄信……

这一天,也是戴振亚被失踪的第50天,他的妻子在他失联时注册了twitter账号。她的语言冷静平实,她帮很多与她类似经历的女性转推,或留下温暖的祝福和鼓励。我想,戴振亚应该也是一个低调朴实的人,默默的为社会公义付出,始终与自己的良心保持一致。

这一天,是程渊被抓的第207天,为艾滋病感染者、乙肝病毒携带者服务,推动消除计划生育、户籍制度改革是他长期的工作,从2019年7月以颠覆国家政权刑拘后再无消息。他的妻子施明磊顶住压力和威胁为他奔走发声,也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利,温柔的力量对抗着不公义。我们看到施明磊,也就知道了程渊是一个多么好的人。

这一天,是我的女权小伙伴,大兔,跑一万公里迎小危自由回家的第181天打卡。她的丈夫危志立,大学毕业后投身劳工运动,帮助湖南100多名尘肺病工友索要合法赔偿,却得了寻衅滋事的罪名。律师、家人见不到他,并被告之即使开庭也不让旁听。她不仅是小危的伴侣,也是他社会理想的同路人,因为见不惯社会不公,他们第二次被高墙分离。

这一天,奔走呼吁了四年多的李文足还是没能与王全璋团聚,在寻找丈夫的途中,她经历了软禁、威胁、打压,成为中国人权抗争者的代表,用层出不穷的创意,让709的热度从未滑落。抗争的日子,每一天都是难熬的,但李文足每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都是自信阳光的形象。因她,我看见了不寻常的奇异,何谓美丽与尊严。

这一天,我依然不习惯通过网络平台表达对另一个人的思念,我在坚持的记录、行动,不让恐惧成为自己的影子,对抗遗忘和沉默。我的爱和分担,他一定感受得到;他的发声和行动,很多人看得见,没忘记。

爱是多么困难,但爱又是多么值得,我爱这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是为记。

2020年2月14日

李翘楚

和他失联,令我学会的事

距离2019年12月26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梳理了一下一个多月以来零散的图文记录,将感悟、焦虑、担忧……分享出来,也想继续呼吁更多的人关注仍然被秘密关押的丁家喜、戴震亚、李英俊和张忠顺。

12月27日,我在网络上看到了丁家喜律师和另外三位公民突然被抓捕的消息,说涉及什么“12.13专案”,当天,我也跟许志永失去了联系。接下来的几天,我拿着手机不停刷着twitter和facebook了解事情的原委,也仅能从许志永还在更新的twitter状态获知他没有被抓捕。那几天时间里,我整夜失眠,边看手机边哭,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可以向谁倾诉。

12月31日上午,国保开始了抄家和传唤,传唤过程我已经详细描述过了,除了那些流程上的细节之外,我还能记得,在同一监室里,有个因为醉酒误打了警察的女孩,她后来因为“袭警”在传唤结束后被送去了拘留所;有个因为讨薪与雇主发生冲突被抓进来的钟点工大姐,她主动坐在监室有点透风的一处,把相对较暖和的地方留给我们。她们是与我一同跨年的不知姓名的朋友。与此同时,我也亲身体会到了法律与真实的缝隙有多大,“寻衅滋事”原来可以是因为“连坐”;被关进办案中心原来可以被署名“无名氏”;甚至有国保在讯问的时候还提到我当天上午在他们抄家时要搜查证的事情,讽刺道:“你一个学经济管理的,哪懂这些,一听就是许志永教你的吧,别说我们有这些手续,就是没有,想找你问话,你能怎么办?”

1月1日,在结束24小时的传唤回到家,看到了我妈妈留的字条,让我尽快跟她报平安。我心里很难过,从我开始关注劳工议题以来,我的父母就一直生活在担心中,他们是闭口不谈“政治”的人,但尽力尊重和理解着我的每一次选择,他们的爱和包容,让我有勇气去爱更多苦难中的人。

从1月1日开始,我便开始了每日出行被监视跟踪的生活。不想牵连到周边的朋友,我有意减少自己的外出社交,却又担心被慢慢推向“社会边缘”;不想被影响了自己日常的生活,却又必须面对我将长时间这样生活。开始的几天,我在手机上记录着自己绝望无助的心情:“今天跟踪我的国保是个彪形大汉,长得好凶”、“他们凭什么可以明目张胆的盯着我,丝毫不感到心虚”、“我不能允许自己习惯这样的生活,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正常的公民应该遭遇的事情”……

1月9日,我终于鼓起勇气公开了自己被传唤的具体经过和事由,我需要把自己置于阳光之下,用真相去对抗打压和骚扰。在那天之后,我学会了给跟踪我的车辆拍照、学会了如何分辨地铁上有没有专人跟踪我、学会了如何甩开跟踪我的国保,更重要的是,学会了用幽默的行为艺术缓解自己的恐惧。

很多人说我勇敢,但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两腿打着颤却不想往后退,边抹着眼泪还边想着怎么再往前走一步。同时也在反思,自己曾经停留在说说而已的“平等、自由、民主”,是不是想的太容易了些?这些美好理念的背后,有多少人为此负重前行,有多少家庭因此长期处于分离的痛苦中。

过年前,我去照相馆拍了照片,之前传唤的时候,我坐在铁椅子上耷拉着脸,讯问我的国保说:“你平时出门也这个打扮吗?你平时化妆吗?以后多打扮自己,多跟闺蜜喝喝下午茶……”我当时想着出来之后一定要去拍些漂亮的照片,抗争的时候,也可以是容光焕发的,气死他们!

1月23日,我开始参与一些关于武汉疫情的民间志愿者工作。虽然情绪一直很差,抑郁症的情况也一直起伏变化,对于许志永目前状况的担忧焦虑、对于丁律师他们秘密关押处境的挂念,我仍然不想让自己置身于公共事件之外,我仍想让自己保有做事情的能力和心态,这也是一种微小的抗争。

2020年初始,我希望自己牢牢抓住这些记忆和感受,这是一种与所爱的人“命运共同体”的感受,我们在各自的境遇里各自努力,前路不明、代价沉重,但,自由仍要一起争。

李翘楚

2020年2月4日